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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摘|清代煙禍:軍民的鴉片癮,震驚了道光皇帝

導讀:書摘|清代煙禍:軍民的鴉片癮,震驚了道光皇帝 道光帝,清廷,鴉片,鴉片者

在中國,吸食鴉片的習慣是從吸食煙草的習慣上衍生和發展出來的。在明朝萬歷年間(1573—1619),煙草傳入福建沿海,最早種植在漳州的石碼鎮。之后,煙草種植在中國如火如荼地發展起來,很快成為國內重要的經濟作物,打破了葡萄牙人企圖為他們在巴西種植的煙草建立東方銷路的美夢。到了康熙年間,吸煙已經成了中國人的全民愛好,石碼等煙草品牌迅速占領了北京城中上千家煙草店鋪的招牌,甚至于很多煙草就種在城墻邊上。

在我閱讀到的中文文獻中,關于吸食鴉片的最早記錄是明代學者張汝霖(卒于1626年)在《澳門記略》中的記載。張汝霖在介紹了鼻煙之后又記述了關于鴉片的內容:“又有鴉片煙,初如泥,炮制之為煙,有禁勿市。”張汝霖及其家人從鴉片中獲得了感官上的愉悅是眾所周知的,可以說他們是中國的第一批煙民。有證據表明,在雅加達的中國人早在1617年便開始吸食鴉片,在巴達維亞的中國人在1671年便開始從事鴉片—煙草混合物的生意。關于吸食鴉片的記載出現在1690年代,爪哇島的荷蘭醫生恩格爾伯特·肯普費(Engelbert Kaempfer)注意到有商店向行人兜售鴉片和煙草的混合物。臺灣的鴉片是從荷蘭傳入的,早在17世紀,荷蘭人就統治了臺灣,但是關于鴉片的記載出現得較晚—1724年,清廷官員藍鼎元在平定臺灣朱一貴之亂以后,才記載了有關鴉片的情況。

藍鼎元將鴉片比喻為一個危險重重的陷阱,是臺灣的蠻族之人想要引誘漢人的武器:“誘后來者,初赴飲不用錢,久則不能自已,傾家赴之矣”;“愚夫不知傳入中國已十余年,廈門多有而臺灣特甚殊。”藍鼎元并沒有對吸食鴉片的方法做出詳細的說明,僅僅談到“煮以銅鍋,煙筒如短棍,無賴惡少群聚夜飲遂成風俗”。黃叔璥則記載:“鴉片煙,用麻葛同鴉土切絲于銅鐺內煮成鴉片,拌煙另用竹筒貫以棕絲,群聚吸之。”


這些史料都沒有關于吸煙者的詳細記載,也沒有說清楚究竟吸的是什么東西。藍鼎元和黃叔璥只是提到吸煙者是罪犯或是受人教唆,而張汝霖根本沒有提及吸煙的人。關于禁煙的記載本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吸煙的人,但是,這類記載與關于吸煙者的記載類似,最早出現在1729年的禁煙令只是大體提到“引誘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眾律處置”。

1729年的禁煙令打擊了售賣鴉片的商人,但是對吸食鴉片者卻沒有形成什么影響,這條法令似乎也并沒有得到有力的貫徹。盡管沒有證據佐證,但是我們可以推測,吸食鴉片與煙的混合物的現象在18世紀的中國已經蔓延開來。法國商人夏爾勒·德·貢斯當(Charlesde Constant)記載了1780年代廣州人普遍吸食鴉片和煙草混合物的情景;英國人克拉克·阿裨爾(Clarke Abel)寫道,無論是將鴉片裹在煙葉里,還是將煙葉浸泡在鴉片溶液中吸食,在“帝國各地”都隨處可見。

這些撲朔迷離的史料只能讓我們大致了解吸煙者是何人、鴉片煙為何物以及何時吸食等問題,有些學者甚至完全拒絕使用這些史料。陳其元閱讀了1729年以后的記載,認為“夫鴉片即鴉片煙,豈又須加入煙草,乃成鴉片煙之事?足見當時吸食者極少,故尚不識鴉片煙為何物耳”。如果我們了解到語言表達中的鴉片其實有兩種,就可以解決這一疑問了。18世紀末,大多數中國人吸食的是一種叫作馬達克(madak)的煙,它并不是純鴉片。馬達克是未經加工的生鴉片溶于水后的產物,經過煮沸、過濾,再煮沸至糖漿狀,與碎葉混合便可吸食。與吸煙草一樣,吸食馬達克時也使用常規的煙桿,每克大約產生0.2%的嗎啡。1723年黃叔璥對此過程也只是半知半解,才認為鴉片是用“麻”和“葛”的葉子混合而成。當然,這并不是孤證,荷蘭人瓦倫汀(Valentyn)提到1726年在雅加達看到有人吸食馬達克,可以作為佐證。吸食馬達克,或者是將煙草與鴉片溶液相混合,可以看作從煙草到真正鴉片的過渡階段。馬達克能夠帶來較為溫和的快感—可能與吸幾口大麻不相上下—但是當純鴉片被開發出來之后,馬達克便無人問津了。經過恰當的提煉和存放,每單位可吸食鴉片可以產生9%—10%的嗎啡。

盡管沒有足夠的證據來確切地證實鴉片煙何時成了“純鴉片”,但是一般認為,中國人于1760年代開始吸食純鴉片,這一時間點是合情合理的。1780年代,貢斯當發現中國人突然間“瘋狂地迷上了一種令人陶醉的東西” ,這種新的“迷戀”也許可以從成四倍增長的鴉片進口量中得到印證。1773年,中國的鴉片進口量僅為一千箱,到了1790年增長為每年四千箱,這是中國吸食鴉片導致需求量大幅增長的結果。盡管如此,這一需求并不是無邊無際的。1782年英印總督希斯丁(Warren Hastings)運了一千箱巴特納(Patna)極品鴉片到廣州,卻發現在廣州找不到買主,最后不得不以每箱210美元的低價給了一個叫辛奎(Sinqua)的人。

趙學敏的《本草綱目拾遺》對吸食鴉片有著極為詳細的記載。根據前言,這本書成書于1765年,因而是關于乾隆年間中國人如何看待吸食鴉片的珍貴史料。雖然趙學敏也同意前人所言鴉片與煙草混合吸食的說法,但是顯而易見,他在這里討論的是吸食純鴉片:

凡吸必邀集多人,更番作食,鋪席于坑,眾偃坐席上,中燃一燈,以吸百余口至數百口。煙筒以竹為管,大約八九分,中實綜絲頭發,兩頭用銀鑲首。側開一孔如小指大,以黃泥掐成葫蘆樣,空其中,以火煅之,嵌入首間小孔上,置鴉片煙于葫蘆首。煙止少許,吸之一口立盡,格格有聲。

雖說“吸百余口至數百口”可能有些夸張,趙學敏也沒有指出在吸食鴉片之前,鴉片是如何在煙燈上加熱的,但這也足以說明,此處吸食的毫無疑問是純鴉片,而不是煙草或馬達克的混合物。

盡管當時鴉片已經開始如瘟疫般擴散,但并沒有引起清廷足夠的重視,直到19世紀初,清廷才采取了相應措施。此后的法令和奏折可以讓我們發現一些官員吸食鴉片的細節。1813年,很多宮廷侍衛吸食鴉片,嘉慶皇帝懷疑太監當中也不乏染有煙癮者。在嘉慶帝駕崩之后,他的懷疑得到了證實。道光十一年(1831),內務府大臣進行了一次轟動一時的搜查,發現一批太監吸食鴉片煙已有二三十年,同吸者又有貝子、貝勒等人。而在四個月前,太子少保、大學士、管理刑部事務大臣盧蔭溥與其他六部尚書、侍郎聯合上奏了一份鼎鼎有名的奏折,指出吸食鴉片者甚眾,而奸商貪官是煙患的罪魁禍首。“(竊查鴉片煙,來自外洋)其始間有劣幕奸商,私自賣食,浸浸而貴介子弟,城市富豪,轉相煽誘,乃沿及于平民。”“現今直省地方,俱有食鴉片煙之人,而各衙門為尤甚,約計督撫以下,文武衙門上下人等,絕無食鴉片者,甚屬寥寥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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